2021年4月29日，在教学办公楼120办公室，德育教研室开展了集体备课教研活动及党小组学习研讨，会议由德育教研室主任朱晓林老师主持。
首先，德育教研室全体教师进行了集体备课活动以及五一假期安全提示和廉洁教育工作。针对师生共讲百年党史课活动，进行集体备课，教研室的葛翠柏书记、朱晓林老师积极参加讲百年党史活动，精心打磨作品。蒋艳教授、陈燕副教授积极准备江苏省高校思政课教学展示活动，其他老师积极建言献策。
其次，德育教研室开展了党小组学习活动，围绕《中国共产党简史》第三章-第四章内容进行理论学习和交流研讨。德育教研室主任朱晓林老师负责领学，而后每位老师结合学习，纷纷谈了学习心得。
唐永干教授指出：为什么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一举完成了推翻“三座大山”的千古伟业？伟人告诉我们：靠的是“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如果对“三大法宝”的生发理路进行形上逆推，我们会发现：靠的是真理的伟力。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结晶——毛泽东思想成熟了。这一时期中国革命理论的根本性、全局性和先导性进一步增强。根本性的基本标志是哲学著作的出现。这一时期如《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论联合政府》、《中国土地法大纲》等等，都是中国革命理论成熟的代表性文献。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在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理论创新和理论宣传的任务艰巨而光荣，在真理的探索中，如何在思惟科学研究方面传承红色基因——从哲学入手、把握全局、着眼先导，值得我们思政教师深思。
蒋艳教授结合学习谈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救亡图存、实现民族解放的核心力量。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7年的七七事变，把中华民族推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在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吹响了抗击外敌的第一声号角。在那场威武雄壮的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坚定意志和模范行动，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中国人民之所以创造了弱国战胜强国的伟大奇迹，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意志，领导和推动了伟大的抗日战争，以自己最富于牺牲精神的爱国主义、不怕流血牺牲的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民族先锋。
陈燕老师谈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是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进行的。书上记载：1940年2月，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在濛江县境内陷入日军重围，冒着零下40度的严寒，同数倍于己的敌人浴血奋战，最后只身一人，坚持战斗，直至壮烈牺牲。残忍的敌人剖开他的腹部，发现在他的胃里竟没有一粒粮食，有的只是枯草、树皮和棉絮。这一段读来热泪盈眶，久久不能回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着十分困难和复杂的局面。既要对付日、伪军的“扫荡”和“清乡”，又要和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作斗争。在艰苦的敌后抗战中，广大军民团结一致，不畏强暴，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深深影响着后世后人。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宣告延续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在大陆的覆灭。毛泽东在北平看到这个捷报后，写下了《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毛泽东以昔日西楚霸王项羽失败的典故为教训，警示解放军将士，不能像项羽那样胜利后骄傲自满。也表明了我们一定不能放松警惕，不可为了“和平”的虚名，给敌人以卷土重来的机会。最后一句引用唐代大诗人李贺的“天若有情天亦老”的诗句，推陈出新，揭示了身受反动派压迫的人民，自然要彻底推翻反动统治，完成翻天覆地的革命事业。不断地发展、不断地前进，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朱晓林老师指出，正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面旗帜，召唤着全中国的各党各派，召唤着海内外的华夏儿女，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筑起了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钢铁长城。《论持久战》发表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10个月。全国军民为了民族的生存进行了浴血奋战，天天都在渴望着战争早日胜利。然而，10个月中，北平、天津、太原、上海、南京等城市相继陷落。战争的进程会如何发展？中国能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怎样才能取得胜利？怎样看待抗战以来一直流传着的“亡国论”、“速胜论”？对这些问题，有的人在思考，有的人感到迷惘，如果长时间得不到解决，对坚持长期抗战是不利的。毛泽东深感有必要对抗战经验做个总结性的解释，特别是有着重研究持久战的必要，以回答人们关心的一些问题，并对“亡国论”和“速胜论”进行批驳。批驳当时流行的种种错误观点，系统阐明党的抗日持久战方针，毛泽东在1938年作了《论持久战》的讲演，科学预见到抗日战争将经过的三个阶段。《论持久战》处处充满了辩证法，充满了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抗日战争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典范。它清楚而又正确地回答了人们最关心又一时看不清楚的问题，大大提高了坚持抗战的信念。
